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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今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之年。在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的背景下,今年將“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運行的邏輯正在經歷新的調整與轉變。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怎么看、怎么干?本書由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領銜解讀,黃奇帆、黃漢權等知名經濟學家執筆,從守正創新與改革發展、宏觀經濟與預期管理、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科技創新與新質生產力、對外開放與區域創新五大部分展開深入剖析,對當下經濟發展的制度背景、問題挑戰和發展方向作出全面分析,幫助你讀懂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精準把握當下及未來發展機遇。
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
2024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提振消費列為九項重點工作之首,相關部門也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擴需求、穩增長的政策舉措。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中國經濟2025:穩預期、促消費與擴內需》一書的序篇中提到,中國經濟中長期存在重投資輕消費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導向,并且國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嚴重滯后,無論是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還是城市居民,教育、醫療、住房方面的開支壓力巨大。劉世錦認為,我國城市化進程雖然近年來加速推進到比較高的水平,但服務消費的供給和需求仍處低值。
基于此,劉世錦提出建議,拉動消費應當以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依托,積極發展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服務消費;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實現權利平等;創造條件改善以農民工群體為重點的中低收入群體經濟水平。
劉世錦同時還認為,保障經濟平穩運行,目前采取適度規模的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本身具有成本,還會帶來一定代價,所以并不是規模越大越好。因此,要真正意義上促進消費,提振內需和產能,還是應當通過根本性、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結構性改革入手。
《中國經濟2025:穩預期、促消費與擴內需》這本書收入多篇高層次智囊、知名經濟學家的分析專文,從守正創新與改革發展、宏觀經濟與預期管理、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科技創新與新質生產力、對外開放與區域創新五個方面縱論中國經濟熱點。書中內容由多位權威作者分別寫成,視角和理論觀點各異,其中不乏思想、觀念和政策主張的辯論,可以加深讀者對于中國經濟復雜性、宏觀面以及未來走向的認知理解。
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認為,穩定經濟增長、防范和化解風險,需要在三個領域推行“先立后破”的改革思維,包括穩住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地產發展模式變革;發行超長期國債,破除依靠城投公司補充地方財力的發展模式;堵住資本市場制度性漏洞報告,加快暢通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
宏觀政策要納入宏觀環境考量
中銀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撰寫的專文提出,討論宏觀政策得失,需要納入具體的宏觀環境。文中援引了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觀點指出,如果將宏觀經濟當成微觀經濟來理解,就會出現很大偏差,“微觀經濟主體(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生活在一個他所不能控制、只能被動接受的外生經濟環境之中。哪怕是一個規模很大的企業,其經營活動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可以忽略不計”,企業家的決策往往更需要考慮如何被所處經濟環境所影響,而非反過來影響外部經濟環境。
徐高引用這番觀點的意思是說,很多人討論宏觀政策,“喜歡講政策空間,認為政策要留有余地,不能把‘彈藥’用盡。這種講法反映的就是把宏觀經濟當企業來看的微觀思維。其潛臺詞是,政策的‘彈藥’是給定的,只有這么多,用一點就少一點,所以得省點用;要是把‘彈藥’用盡,政策就難以為繼的,甚至還會搞出問題”。因此,“在微觀經濟主體那里很有道理的‘量入為出’的邏輯,搬到宏觀政策上就可能出問題。當宏觀經濟陷入需求不足的低迷狀態,政府如果量入為出,因為財政收入的下降而減少其財政支出,則民間的收入和支出會進一步下降,進而讓財政減收壓力變得更大”,從而傳遞出更為明顯的收縮信號。
當然,這并不是說刺激政策具有神奇效果,不會遇上應用極限。徐高還指出,刺激政策的真正約束在于供給能力,如果超過供給能力持續刺激,就會帶來需求拉動型通脹,讓物價不斷加速上升。
發錢、減稅,還是基建投資更能拉動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專文中談到,目前經濟學界已經達成基本共識,也就是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就必須顯著加大宏觀經濟政策的擴張力度,尤其是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但政策指向的重點是刺激消費還是支持基礎設施投資問題上存在分歧。他指出,目前經濟增速差強人意的主要原因確實是消費需求疲弱,但學界提出的很多主張都有局限性——比如通過社保體系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五險都以精算為基礎,財政政策不應輕易改變其規則,但可以將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險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提高,并且繼續逐步提高財政在低保中的支出水平。此舉的問題在于,這一改革對于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可能作用甚微。
一些學者曾建議通過減稅來刺激消費。余永定同樣懷疑其成效。中國的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與GDP之比,分別是23%和14.4%,與其他國家相比是偏低的,更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所以能挖掘出多大的減稅空間是令人懷疑的。余永定進一步指出,中國稅收以增值稅為主,考慮到多數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減稅可能伴隨著征稅力度的增強,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不減反增。同樣,個人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中占比為8.2%,以2023年中國稅收總額18.1萬億元計算,因而提高個人所得稅征繳起征點確實具有社會意義,但這并不足以拉動消費。
還有學者建議給居民發錢。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給二孩、三孩家庭發放高額津貼,不僅有助于拉動消費,還將拯救下滑的生育率。對此,余永定持懷疑態度。實際上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類似的政策都清晰證明,雖然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一次性發錢可能造成的高邊際傾向會下降,也就是低收入群體仍會精打細算將錢存起來。
余永定認為,中國當前不僅需要刺激消費,而且仍需繼續加大基建投資,但這里所說的基建投資并不是傳統意義上飽受詬病的“鐵公基”(鐵路、公路、機場等),應當圍繞改善生活環境和發展環境,有助于提高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而對于國家安全、社會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投資項目進行投資,比如城市排水防澇設施的短板尤其是北方城市的這方面短板,需要盡快補齊。還有城中村改造和舊住宅改造、教育醫療養老和循環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基建投資,以及基礎研究和技術應用研究相關的研發基地、廠房、實驗室和裝備等方面的投資。
(原載《天津日報》,作者為鄭渝川)
編輯:但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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