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善國著《人間瓷話——中國古陶瓷的文化解讀》，書名取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之意，從“辨名實”“論器形”“說紋飾”3個部分展開，共收錄22篇專論。此書雖說不上是鴻篇巨制，每篇議題也并非長篇大論，但大都關乎古陶瓷研究中的熱門議題，厘定舊訛，開拓新意，體現了作者在古陶瓷領域見微知著的深厚學術積淀，亦可看出作者在面對諸多被廣泛采引的古代文獻時，不盲從既有的甚至是被多數人接受的認知，而是深究細研，廣采博引，提出質疑并引出新的觀點。盡管作者自謙此書為科普讀物，但展讀之間，卻能感受到作者多方面的學術追求。我認為，此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該書每篇論說都從與古陶瓷相關的古代文獻發起討論。從文獻梳理入手，詳細論證文獻的本意，并結合了考古資料加以證實。唐宋時，中國制瓷業進入大發展時期，瓷器的生產、使用和鑒賞多有文獻記載，后世談瓷文獻也多有轉載。然而，古陶瓷研究者在使用這些文獻資料時常常出現問題，或不求甚解，或望文生義，因而常常出現誤讀或舛誤。如果更全面地收集資料，采用不同種類的文獻記載并加以辨析，便可以洞悉其中一些問題。

較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古陶瓷研究中屈指可數的懸案之一——柴窯。柴窯雖然被認為是五代后周的官窯，但最早的文獻記載卻出現在明初的《格古要論》中，特別是在記錄產地時提到“出北地”，于是一些學者將其對應為陜西隋唐時期還存續的“北地郡”，這里也是唐宋時期耀州窯的產地。20世紀后期耀州窯開展了大規?？脊虐l掘，清理了五代時期的地層，出土了許多質量精良的青瓷。隨后學者根據窯址出土的資料，認定五代到北宋初一些高等級遺跡中出土的精美青瓷是耀州窯的產品，如遼祖陵區發掘的耶律李胡墓、陜西彬縣馮暉墓和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地宮等出土的青瓷。于是有一些學者便將五代耀州窯認定為柴窯。

此書以《雨過天青云破處——“柴窯”的傳奇》為題，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說，傳奇兩字頗為貼切，文章首先梳理了文獻記載的變遷，從曹昭《格古要論》原著的記錄，王佐增補版的擴展，到明代后期“四如”（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描述和周世宗御批的出現，以及歷來關于柴窯所在地的幾種觀點，最后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首先，從制度上看，無論是后周還是北宋，貢御用的官窯很可能是在都城開封燒造的。關于后周汴梁城內有窯場，文獻記載盡管來自類書《冊府元龜》，但這一觀點頗需論證。其次，《格古要論》中多次出現“北地”的地望，實際指北方地區而非“北地郡”。因此，盡管五代時耀州窯青瓷的生產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最可能是所謂“柴窯”的瓷器品種，但柴窯生產地點并不排除在開封的可能。這一觀點筆者十分認同，也同作者有過交流和相互啟示。

目前所見唐長安醴泉坊窯址、唐東都洛陽城東城義勇街窖藏（很可能是窯址）等具有官作特點的遺址，都可證明唐宋時期會從高水平制瓷中心征調工匠，甚至攜帶制瓷原料，到都城進行貢官貢御產品生產。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內司官窯甚至坐落在距皇城直線距離僅幾十米的地點。結合文獻記載，北宋“汴京八作司”所屬的“青窯作”位于京城內的“東窯務”等機構，說明柴窯應該也在都城進行瓷器生產。

此外，該書《碎佩叢鈴滿煙雨——唐宋時期的擊甌與水盞》《湘瓷泛輕花——關于“湘瓷”的解讀》《真實還是傳奇——渤海國“紫瓷盆”問題》等文章，涉及的議題雖然以往已有頗多討論，但此書收集了更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對相關問題有新的認識。展卷后，收益良多。這體現了作者在研究古代陶瓷的某個問題時，對相關文獻資料的引用秉持認真務實的態度，作者參稽多種相關文獻進行對比研究，盡可能揭示文獻記載的真實含義。

第二，該書揭示了，浩瀚的古代文獻史料中一些看似細枝末節的記載，在陶瓷文化研究中卻關系重大。宋代是我國史料最豐富的時期，在不同種類的官修正史以外，還有大量的文人筆記、方志等多種不同的史料。在印證文物考古材料的過程中，僅憑單一的史料難以準確把握原意，容易出現誤解，但廣泛參稽多種史料后，問題便豁然可解了。如該書《顏色比瓊玖——“青白瓷”名稱問題芻議》一文，極為細致地摘取了大量宋元文獻、詩詞關于青白瓷相關稱謂的記載，其中北宋李廌《楊元忠和葉秘校臘茶詩相率偕賦》“也容雙井白過磁”一句的自注中寫道，“江南雙井，用鄱陽白薄盞點鮮為上”。作者又提及南宋劉學箕《方是閑居士小稿》中提到“番（鄱）陽白瓷方斛者四”，從而解讀出“鄱陽白瓷”才是兩宋時期景德鎮青白瓷的真正稱謂，后世人所稱的青白瓷，就是宋人眼中的南方窯場所產白瓷。

第三，該書通過對一個個歷史細節的拾遺與回顧，講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陶瓷文化軼事，令讀者感受到作者對中國陶瓷文化的執著與熱愛。每一個瓷器造型和每一個流行紋飾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承載著古人的豐富情感。比如，用瓷碗盛水調節出不同音調的“擊甌”，引出“擊甌樓”的故事，展現出瓷器的多種用途；通過解析“寒山拾得”“鸚鵡啄桃”“飲中八仙”“水滸故事”等紋樣，以及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釉里紅“紅葉題詩”盤這種獨特器物背后的故事，讓我們能夠通過靜謐瓷器，窺見一段段歷史的漣漪，透過陶瓷了解不同朝代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變遷。又如《累墻瓷隱轔——說北宋宜陽窯》一文，通過對北宋司馬光疊石溪瓷窯畔別墅及其友人范鎮詩作中對瓷窯生產的描繪，讓我們對不知名的宜陽窯及其產品有了較多了解。該書提示我們，古代中國陶瓷的形制和紋樣，不僅僅是工藝的體現，更是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織后的結晶，體現了陶瓷工匠的智慧和對美的追求。

第四，作者用窮盡資料的態度，全面收集考古資料，科學合理地梳理了若干陶瓷器的源流和發展情況，并參考相關文獻記載，糾正了一些器物研究過程中產生的臆想和附會。比如《圓池類璧水——說隋唐時期的陶瓷辟雍硯》及《吟來攜筆硯——洛陽白居易宅院遺址出土硯臺考述》兩文，運用考古出土的眾多實物資料，梳理了隋唐時期陶瓷辟雍硯的裝飾及形態發展，并厘清了其流行的時代，據此認為唐洛陽城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發掘出土的幾方圓形多足辟雍硯，其實早在白居易生活的時代以前，就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因此，可能并不是白居易生前使用的文具，作者以此個案，提醒研究者在器物研究過程中要有慎重、嚴謹的態度，警惕隨意拿名人來猜測比附具體的文物主人。

書中的多項研究成果都說明研究應當切忌片面。不加辨析甚至是斷章取義地理解單條文獻記載，是電子文獻檢索系統出現后常犯的錯誤。不論是對考古資料的收集，還是對文獻的查閱，都應盡其可能窮盡材料，將古代文獻、考古發現以及博物館館藏文物相結合，來探討陶瓷生產和使用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避免誤讀和對資料的曲解。該書展示了一種全面收集資料，嚴謹并多視角討論問題的研究方法。應當指出，該書仍有較多可拓展的研究空間和資料解讀的余地，比如《碎佩叢鈴滿煙雨——唐宋時期的擊甌與水盞》一文，詳論了“擊甌賦”中所述“擊甌樓”的源流和含義，如果再能與唐代四川地區的瓷器生產狀況，特別是邛崍窯的產品和特點做一些關聯探討，會更有現實的學術意義。其他地區用于擊甌的瓷器是哪些，也有討論的余地。此外，書中“辨名實”單元所收9篇論文，與實際的瓷器品種結合尚不夠緊密，配圖較少，在前68頁中幾乎沒有配圖，顯得有些單調，今后再版時應考慮增補。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秦大樹）